过了大概有十来天，梁父来到佛牌店，进来看到我就开始流眼泪，我心想这老爹怎么泪点这么低，动不动就哭。梁父从口袋里慢慢掏出一万港币交给我，哭诉着说：“我儿子前天晚上又倒霉了，半夜大喊大叫，硬说有人把大石头往他嘴里塞。嘴里上的药全都掉了，血流得胸口全是，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心想，让你早决定，非要想省下这个钱，结果还得吃苦头。
看到梁父这副极不情愿的痛苦模样，我觉得既可怜又解气。对这种贪心不足的人，就得让现实狠狠地教训。美瑛问我要不要开收据，我说不用，这个钱不入店里的账，是要直接汇给登康，还得用其中的一部分为他订好来香港的机票。
美瑛瞪大眼睛：“登康不是说以后再也不来香港了吗？”
我笑着说：“前提是没人请他来。”
要了登康的证件信息，我去某旅行社帮他订了两天后来香港的机票，再把行程发给登康。让他好好准备。
两天后，我在机场把登康接到佛牌店，他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短袖衫和裙袍，看起来像苗族或者彝族的服饰。在店里休息区坐下，登康边喝茶边问：“最近有没有遇到只穿塑料袋上街的行为艺术家，或者是脾气大名气小的摇滚歌星？”我和美瑛都笑了，心想登康这人和巴登完全不同，他性格比较乐天，爱开玩笑，当时那两位都是让登康名誉扫地的客户，但他却毫不在意，还能故意提起，看来是在自嘲。
听了我对梁先生事件的详细解说后，登康让我告诉梁家人，必须把那些供品都带上，要是有变质的，则必须重新购买补齐，只能多，不能少。
给梁父打去电话，我先问了梁先生的身体状态，梁父说他儿子行动都没问题，只是牙齿受伤，带着有些发低烧的炎症，但可以支撑着出行。我转达了登康的话，让梁氏父子准备好再到佛牌店，然后我们共同出发，朝香港南部开拔去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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