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贤万料不到辅政王来了这么一句，他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再张一张嘴，还是说不出什么，最后，艰难的咽了一口唾沫，嗫嚅着说道：
“似乎……也不止一天……”
“四月十八日——顺治二年四月十八日，”关卓凡说道，“豫亲王兵临扬州城下，但没有立即攻城，延至二十四日夜，红衣大炮运到了，方始攻城，二十五日，扬州即城破，不是一天是什么？——一天还不到呢！”
微微一顿，“不过就是一个晚上的光景！——这就是史阁部的能耐！”
呃，辅政王史实居然如此之熟稔！
赵景贤滞了一滞，再想了一想，小心翼翼的说道：“王爷，彼时，扬州城内，军心已乱，降的降，走的走，兵力单薄，史忠……呃，史可法也是无可如何啊……”
他本来是欲以“忠正”的谥号称呼史可法，一转念，算了，还是跟随王爷的口径吧！
“兵力再单薄，”关卓凡说道，“到底还有刘肇基、何刚的两支兵；江阴呢？有一支正经的兵吗？人家守了八十一天，他史可法只守了半天，怎么说？”
“这……”
“再者说了，”关卓凡说道，“兵力单薄，民力不单薄吧？江阴城守，靠的是兵还是民？江阴弹丸之地，扬州却是一等一的大城！八十万生民，留着做什么用？——留着给人家一刀一个，像杀鸡一般，杀的干干净净吗？”
说到最后一句“杀的干干净净吗”，冷峭的语气之下，已是掩盖不住的激愤。
扬州城破之后，多铎以扬州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是为“扬州十日”。
屠杀主要集中在城破当天——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一共七天，据王楚秀《扬州十日记》载，直到五月初二，清军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这是关卓凡“八十万生民”之说的由来。
这个话题太敏感了，赵景贤下意识的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真不晓得该怎么答话了——连个“这”或“呃”都不大好说了。
还有，辅政王的语气，十分的古怪，他那种隐约的激愤，似乎不止是对着史可法的无能去的啊！
王爷可是满人，总不能——
呃……
“民气可用，”关卓凡继续说道，“可是，史可法用不了！他也根本没有想过去用！”
“这……”
“这不是凭空污人清白！”关卓凡说道，“其实，别说‘民’了，就是‘军’——竹兄，考诸于史，平心而论，你说，史可法到了扬州之后，到底做了哪些战守的准备？”
赵景贤愣了好一会儿，说道：“史可法檄调各镇援兵，可是，无一至者……”
关卓凡“哈”了一声，说道：“对，他也就做了一个‘檄调’的活儿！——除此之外，坐困愁城，一筹莫展！”
顿了顿，“咱们倒来看看，阎丽亨守江阴，做了些什么？”
关卓凡开始一个个的扳手指头——
“第一，将全城户口，分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义兵，分班上城，按时换班。”
“第二，划区分守，责权分明，其中，阎丽亨自守北门之余，又同陈拱辰一起，兼负昼夜巡查四门之责。”
陈拱辰，即陈明遇，字拱辰，“江阴三公”之一，高宗赐谥“烈愍”的。
“第三，严加盘诘过往人员，肃清内奸。”
“第四，委任擅长理财之人士，将城内公私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这一点非常重要，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军械粮饷供应的困难。”
“第五，全力赶铸守城工具，招各类工匠千余人，造弩千张、箭数万枝；又用火药敷于箭头，中人立死；又造火砖、火球、木铳、挝弩，无不精妙犀利。”
“其中的木铳、挝弩，很有意思。”
“木铳类银鞘，木制，内藏火药、铁菱角，投出之后，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迸而出，触人即死——哎，这不跟手榴弹或葡萄弹仿佛吗？”
“挝弩，则仿佛‘钩镰枪’，‘枪’身之上，装了好几个锋利的倒钩，杆尾系绳，激射而出，射中或勾住敌人，拖了回来，近前斩之！”
顿了顿，“这样东西，咱们现在是洋枪洋炮，用不着了，不然的话，倒要找能工巧匠，造了出来，用上一用。”
呃，听起来，略有些渗人，不过……好吧。
“第六，收集人粪，掺上桐油，敌军登城之时，煎滚浇下，可以烫穿皮甲，沾肉即烂。”
“第七，储备石灰，召集石匠，加固城墙。”
“第八，请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等，俾善歌者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悲歌慷慨，鼓舞士气。”
“阎丽亨领袖之下，整个江阴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切战守的准备，井井有条——不然，怎么可能力抗二十余万大军八十余日？”
赵景贤不由暗自惊叹了：阎丽亨的“功课”，王爷是真正做足了！他祭祀阎祠，真不是心血来潮的事情！
“反观史可法，”关卓凡继续说道，“做了些什么？——除了檄调援兵、毫无结果之外，什么也没做！干耗着！耗到城破身死，耗到几十万扬州人跟他一起，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
那种异样的激愤，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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