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认为，新疆地域广袤，远过陕、甘，我军入疆之后，分进合击，各军之间，距离甚远，在没有架设电报线路的情况下，彼此联络不易，是很难进行统一指挥的，“如心使臂、如臂使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若定要强求“指挥如意”，反会自缚手脚，延误战机。
对于统帅来说，军事上的重点，在于入疆之前的规划，不在入疆之后的指挥，各军入疆之后，就只能依靠各统军将领“临机设变”了。
因此，关卓凡认为，左宗棠本人亲自入疆，形同自动降格为某路军的统兵将领，意义并不太大。身为西征大军的统帅，做好整体的军事规划之余，他应该留在后方，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后勤保障。
在和左宗棠的沟通中，关卓凡反复强调，进军新疆，“粮秣不乏，子药不匮，转运不绝，实为胜负之第一要务，以弟愚见，犹在临敌设变、亲冒弹矢之上。”
历朝历代，中国用兵边疆，后勤保障都是君主和统帅的最大的挑战和最恐怖的噩梦，其难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军事作战本身。
在不存在任何近现代化的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全部依靠人力和畜力，在短则数月、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保证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之外的数万、乃至数十万大军的一切需求——从吃穿到武器，再加上这数千里、乃至上万里的路途上，中原人见所未见的恶劣的地理和气候——嗯，这个事儿，单是想一想，就能叫人发狂。
还有，最主要的长距离运输工具——马，对于中国这个农耕政权来说，最为缺乏，畜养成本最高。
敌人如果是游牧民族的话，这方面的成本，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种情况下，运输的总成本，几十倍、甚至一百几十倍于运输对象本身的价值，就毫不奇怪了。
形象点说，就是从后方运一斤粮到前线，要耗粮几十斤乃至一百几十斤。
因此，每一次成规模的边疆军事行动，都是对国力和政府组织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
汉武帝两次征伐大宛，第一次失败了，败在了后勤准备不足。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不足”，是相对而言的，如果用兵的对象在国内，或者，大宛的位置，能够往东边儿挪一点儿，未必就“不足”。
问题是——你妹的，大宛距中国当时的统治中心长安，足足有万里之遥！
第二次征伐大宛，汉武帝的准备工作就做得十分夸张了：
“赦囚徒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
还有，“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谪，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我们很难准确统计出，第二次伐宛，到底投入了多少的人力、物力，但基本可以肯定，大半个中国，都被翻了一遍。
于是，这一次，贰师同学赢了，砍掉了大宛国王的脑袋，带回了三千余匹骏马，其中，包括几十匹所谓的“汗血宝马”。
武帝雄才大略，但办事情一向不经济，没什么投入产出比的概念，大舅子李广利又是一个庸才，如果换一对君臣来办这个事儿，譬如宣帝和赵充国，未必要费这么大劲儿、花这么多钱，不过，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太实质性的区别。
第二次征伐大宛的成功，即有赖于汉的雄厚国力，又和当时政府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分不开。
组织、动员这个事儿，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有钱不会花、花不好的事儿太多了，譬如隋炀帝征高丽。应该说，彼时的中国，国力是可以支持这场边疆战争的，但是，在“组织、动员”上面，杨广同学却掉了链子，弄来弄去，最终，把自己的脑袋给弄掉了。
平心而论，炀帝办成的大事不少，勉强也配得上“雄才大略”四字，他犹如此下场，那些真正的逗比就不必说了。
譬如前明的英宗，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逗比。土木堡之变，三十万精锐大军，根本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饿垮了，蒙古人不过是最后推了一把而已。英宗和他那个没卵子的小伙伴，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做“后勤”，什么叫做“组织、动员”？这样的一个逗比，居然在后世的某部电视剧中，变成了一个英明神武的情种——你妹！
这些史实，左宗棠自是熟知的——当然，不包括那部电视剧。左季高从少年时起，就对“边事”，有莫大的兴趣，对西北的政治军事，涉猎尤广、钻研尤深，以致林则徐认为，“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左君谁属。”——林则徐说这句话的时候，左宗棠还不过是一个从未出过仕的举人。
因此，左宗棠对关卓凡“进军新疆，粮秣不乏，子药不匮，转运不绝，实为胜负之第一要务”的见解，是高度认同的，慎重考虑之后，他接受了关卓凡的意见，自己留在肃州，全盘统筹粮运军需，各军入疆后的作战指挥，委托给了“总理各营营务”的展东禄，并郑重声明，展东禄“相机办理”，他“不为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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