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年间修建大兴宫时，便已经考虑到庆典的需要。大兴宫正门承天门，便是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等大典之处，比附周代宫殿之“大朝”或“外朝”。只不过这种庆典乃是朝仪的一部分，和民间的节日庆典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大乱之后的大治，首先便是希图彰显威仪，万民敬畏，乃至开皇天子本人在内也不曾考虑过与民同乐。
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视为天下第一等庄严肃穆之所的大兴宫，有朝一日会沦为军将聚会饮酒的场所。承天门大敞其开，门下省、史馆、弘文馆、中书省、舍人院等庄严之地沦为有将军名爵的武人饮酒之地。那些地位较低的军将，则置身于廊道之内，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声骂娘，喝得好不畅快！把事关朝廷体面的朝会重地改作军将畅饮之所，自大隋立国以来，这还是第一遭。
李渊所部兵马如今已过十二万数，军将数字自然也极为可观。而且这些兵马来源不一，其中如李神通又或是其他世家将门起兵时，又滥发将军衔头，导致名爵浮滥。眼下晋阳军中将军众多，即便都是些杂号将军未掌重权，对于李渊来说依旧是沉重负累。
大胜之后便是封赏，这是军营里铁打的规矩。厮杀汉冲锋陷阵不避矢石，用自家性命博富贵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临阵之时一声令下，赴汤蹈火也无甚话讲。可是事成之后若是将主吝啬不肯贲赏，让这些军将悍卒心怀愤懑，也会惹出大祸。
尤其眼下正在乱世，人心并不易掌握，一旦让三军失望，闹出哗变或是营啸都不奇怪。南北朝时也发生过这种情形，本来打了胜仗，结果因为犒赏不及时，或是赏赐不够多以至军心涣散，由大胜而至大败，又或是大哗溃逃，让对手白捡了便宜。
是以对军主而言，打仗固然是求胜，可是得胜之后如何安抚士卒，保证三军听命，也是对主将本领的极大考验。
李渊出身将门世家，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如何驾驭士卒军将自然不陌生。比起当下大多数武人，李渊在这方面的本领更为高明。虽然眼下长安在手，手上广有金银财货，可是他并没有像暴发户一般随意挥霍钱财，一股脑把财帛散出去邀买人心。
毕竟打天下是个漫长的过程，未来还有的是仗打，一次把大隋几十年积蓄挥霍一空，今后的日子就难过。若是把兵将的胃口养成无底洞，最后还是自己遭殃。
守着金山银山，自然不能不发赏赐，可也不能一味以金银收买人心。对于这些有能军将而言，收买部下的方法远不止财货一途，就像眼下这酒席，便是手段之一。
所谓兵随将令草随风，军将乃是控制三军的基石，笼络住他们就控制住整个军伍。李渊虽然不像李世民那样平日与军将待在一起，对于这帮人的心思却也掌握得清楚。哪怕是河东六府鹰扬宿将，也不曾见过长安更别提皇宫，其他新附军兵就更不必说。
这些人对皇宫的好奇，还远在对财货的期待之上。只要让他们过了这个瘾心里就欢喜，于财物上也就看得淡了。在皇宫大吃大喝肆意喧哗，更是他们做梦不敢想的事。满足了这个心愿，比得到大笔钱财更满意。
一顿惠而不费的酒宴，就能抵得上海量财帛，自然是上上之选。即便有少数军将只想要钱，对这等安排不满，终究人单势孤掀不起风浪。对李家来说，自然是稳赚不赔的好买卖。至于朝廷颜面体统因此受损，这一点根本不在李渊考虑范围之内。
毕竟现在所谓的皇帝还是杨侑，削的也是大隋面皮，让军将随便折腾，对自己并无损害。等到将来天下抵定之后，自己再立规矩也不晚。
李渊的首席设于天子于朔望日听政的大兴殿上，其高居首位，身后有宫娥侍立。虽说身上穿的依旧是官袍，但是气派已经和天子并无区别。在他这一席饮酒的，便是裴寂、温大雅等心腹，再有几位朝中幸存大臣中与李家最为亲厚，地位也最要紧的人物。
朝中文武不同于杨家子弟，他们归降之前担心身家性命，归降之后就要争夺权柄地位。若是不能让他们满意，肯定还会寻机闹事。天下未定，这些人就是其他大隋臣子的榜样。所谓千金买马骨，对他们越好，其他大隋臣子就越容易对李渊心生感激，日后劝降就省了许多力气。是以李渊不惜血本，也要让这班臣子满意。把他们安排在首席，自然也是笼络人心的手段。
在这桌席上以文官为主，哪怕个把武将也是须发皆白的老人。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不管昔日何等神勇，眼下都已无力冲锋陷阵，所谓武人身份只不过是个衔头罢了。真正意义上的武人，就只有徐乐一个。
长安城的那场大火，让徐乐的名字在官员之间再次流传开来，比起蒲津斩鱼俱罗时更为响亮。毕竟蒲津之事长安文武看不到，何况身为武将战死沙场也是寻常事，鱼俱罗年事已高被人斩杀也不算奇怪。倒是长安城这场大火，才让城中文武从心里畏惧徐乐。
哪怕扑救及时，也有六座坊巷在火海中化为白地，还有十几个坊受到牵连，或多或少都有房屋被焚毁。若不是卫玄处置果断及时投降，这些大员宅邸也免不了付之一炬的下场。自大隋立国以来，国朝中也出过不少能杀善战的猛将豪杰，其中更不乏胆大心雄之辈。可是敢在长安城肆无忌惮放火，乃至准备火烧皇宫的，却只有徐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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