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下旬，山海关。
山海关总兵、诚勇伯薛义神情严肃地在议事厅里与手下的将领商议当前的军情，山海关现在被蒙古军队南北夹击，可谓陷入了绝境。
其中，山海关北面是五万兀良哈士兵，而南面则有三万鞑靼和瓦剌联军。
作为大明最重要的关口，山海关陈兵八万，如果单纯守关来说已经足够，可要是想要击溃围关的兀良哈士兵和鞑靼、瓦剌联军那就非常困难。
即便是山海关南面只有两万鞑靼和瓦剌联军，但是薛义还是不敢派军前去突袭，他担心自己中了对方的诡计，那可就得不偿失。
周征在去宣府城前已经给薛义下达了死命令，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山海关，不能让关外的蒙古兵南下一步。
薛义谨记周征的嘱咐，在山海关加固城防，日夜操练，可谁成想还没等关外的蒙古军队进攻，关西七卫就出人意料地从倒马关进了北直隶，进而使得居庸关陷落。
阿鲁台已经派一名大明的降将前来劝降薛义，结果被薛义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如果不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话，薛义早就杀了那个投靠蒙古人的降将。
两个月不到，北直隶境内超过三分之二的州府县已经沦陷，有的被关西七卫以及鞑靼、瓦剌联军攻破，有的则是投降，有的则是由于守军逃走而拱手相送。
与当年蒙古军队南下灭宋一样，北直隶境内的军民纷纷产生了莫大的恐慌，导致不少城池的守将投降或者逃走，毕竟蒙元统治了中原一百多年，很多人对蒙古军队内心还是感到恐惧。
不过幸运的是，由于山东都司、河南都司和山西都司的都指挥使在周征的命令下在与北直隶交界处调集了重兵凭借城池死守，故而兵力不足的蒙古军队一时间难以难以再前行一步。
阿鲁台手下虽有二十万蒙古兵，但兵力比较分散，山西行都司驻扎了四万，居庸关驻扎了两万，通州城驻扎了七万，山海关前摆了两万，再加上分散守在各地的三万人马，真正用来攻打北直隶各州府的兵力也就在两万上下。
值得一提的是，有近十万仆从军跟随着那两万攻打北直隶各州府的蒙古兵作战，有的人是投降的明军，有的则是被强行征募的壮丁，被用来当做攻城时的炮灰。
对于大明而言有威胁的并不是蒙古兵，蒙古兵顶多二十万，而大明疆域万里，蒙古兵根本就不可能占领大明，真正对大明造成威胁的是那些投降蒙古人的文武官吏。
蒙元当年进攻南宋，依靠的正是南宋的那些降臣，在那些降臣的帮助下顺利地攻占了南宋。
所有投降蒙元的南宋文武官吏中，最有名的要数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和襄阳守将吕文焕，尤其是吕文焕，他的投降不仅导致了南宋失去了与蒙元抗衡的战略重镇，同时也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不过说实话，吕文焕在襄阳城坚守了六年也算是南宋的抗元功臣，可惜襄阳城和作为犄角的樊城被困日久，再加上蒙军攻破樊城后屠城，最终使得吕文焕投降了蒙军，襄阳城百姓得以幸免。
忽必烈在吕文焕投降后如获至宝，不仅由于襄阳城的战略重要性，更加上吕氏家族在南宋举足轻重的地位，“吕生（吕文焕）世握兵柄，兄弟子侄布满台阁，宋君臣之孰贤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坚，宋兵民之多寡虚实，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为不知”。
因此，忽必烈决定优待吕文焕、招降吕氏子弟与部下，而吕文焕降元后主动为元朝策划攻打南宋鄂州，自请为先锋，因此忽必烈封吕文焕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
吕文焕拜参知政事、行省荆湖，跟随元军统帅伯颜征讨南宋，一路招降沿江州郡，陷沙洋、新城、鄂州等城。
忽必烈命吕文焕率其麾下以善遇降将的圣旨，招谕元军尚未攻下的州郡，当时沿江诸将，多是吕氏旧部，争相望风款附，投降元朝。
南宋多次派人请和，吕文焕不予理会，元军一路高歌猛进，直抵南宋都城临安。南宋谢太皇太后曾下诏晓谕吕文焕等人，吕文焕回书一封不为所动，于是南宋朝廷下令籍没吕文焕等人全家。
伯颜大军进逼临安后南宋投降，吕文焕率先入城，持黄榜宣谕军民，并与范文虎参拜两宫太后。
次年，吕文焕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仍宣慰江东，负责招降和安抚宋朝军民的事宜，给蒙元吞并南宋立下了赫赫功劳。
至于范文虎，元军伯颜部进逼江州时，范文虎远远地就派人请降，以至于城坚粮足、兵马众多的安庆不放一箭就拱手投敌，范文虎也从此摇身一变，由大宋朝的安庆知府变成大元朝的两浙大都督。
由此可见，那些投降了蒙元的南宋降将对南宋的灭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蒙古军队来势汹汹的气势，联想到当年蒙元吞并大宋，北直隶的一些地方官吏和百姓惊惶之下认为大明这次也要像南宋一样被灭亡，至少黄河以北或者长江以北的地区无法守住，因此为了活命或者趁机获利而投降了鞑靼和瓦剌，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面对蒙古军队都能誓死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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