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宣德帝在太和殿的第一个大朝朝会上正式下旨，宣布了两件大事，一是检太常司寺卿杨溥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兼兵部右侍郎衔。
另外一个大事成立京师讲武堂，由福王朱永青担任讲武堂司堂一职。
除了福王执掌京师讲武堂外，李云天兼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一职，协助福王筹备京师讲武堂。
兵部武选清吏司的主事为正六品的官职，与李云天现在的官阶相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为合适的兼衔，等级上完全对等。
由于兵部武选清吏司只是一个兼衔，因此李云天并不在兵部任职，他的实际职务还是都察院湖广道监察御史。
大明之所以会设立兼衔，作用有两个：
一个作用是作为加官，以示恩宠和提升级别，例如内阁大学士在六部兼任的官职。
另外一个作用是赋予官员另外一种身份，使得其能够行使相应的职权，例如李云天：
李云天有了这个兵部武选清吏司的兼衔，就能够以都察院御史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参与兵部的某项特定的事务中――筹建京师讲武堂。
如果兼衔上加有“掌”字，即“掌兵部武选清吏司”，那么李云天就可以以都察院御史的身份处理武选清吏司的事务。
例如，大明中后期的总督和巡抚，就任地方官员时通常会兼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或者兵部尚书、右侍郎的官衔。
这并不是意味着那些总督和巡抚在都察院和兵部任职，只是赋予了他们在所任职地域的监察权和兵权，一旦卸任兼职就要收回。
这两道圣旨一经宣读，太和殿内的文武百官的注意力纷纷集中在了杨溥的身上，杨溥从太常寺这么个冷清衙门一跃成为了内阁阁员，无疑是飞上枝头变凤凰。
同时，这也意味着宣德帝将强化内阁的力量，以使得内阁能与五府六部相抗衡。
至于京师讲武堂，虽然有福王来坐镇，可朝中关注的人却寥寥无几。
原因很简单，在大明军职世袭的这个大背景下，京师讲武堂无疑就是一个鸡肋，各都督府的权力牢牢被朝中的勋贵把控。
况且，宣德帝竟然让李云天来协助福王筹备讲武堂，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有谁听说过文弱书生能治军的？
因此在朝中的文武百官看来，宣德帝此举不过是想向天下人表明其重视武事而已，对大明现在的军事格局没有丝毫影响。
散朝后，李云天被福王召去了王府，由于要筹备讲武堂，他在都察院和文渊阁的事务已经被分派给了别人。
福王把李云天喊来的用意很简单，将讲武堂的筹建事宜一股脑地都推给了李云天，他已经见过宣德帝，清楚自己负责坐镇，具体的筹建事务都由李云天来打理。
在福王府的会客大厅，李云天将自己的有关讲武堂的构思讲给了福王。
按照他的设想，讲武堂的学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勋戚子弟，另外一部分从民间招收。
凡大明的公、候、伯，因为蒙皇上的恩典，皆可让一子进入讲武堂，自动成为学员。
而民间的招收，则要经过层层的选拔和筛选，方可成为学员。
尤为令福王感到惊讶的是，在李云天的构思中武举的内容和流程已经完全进行了变革，虽然也施行三级考试制度，但却与以往的童试、乡试和会试不同。
在李云天的理念中，京师讲武堂才是传授军事知识的场所，因此录取的学员只需要体格健壮、通晓文墨，并不要求其在经义、策问和诗赋上有多高的造诣。
其中，地方上的考试有两次，第一次考试在各州府举行，选拔出俱有武举考试资格的考生，可以称为“初试”。
第二次考试在各布政司的所在地举行，也就是省城，称为“复试”，复试合格的考生即可进入京师讲武堂。
显而易见的是，参加复试的考生人数一定远多于讲武堂的录取人数。
这个时候就要择优录取，复试分别考考生策问和弓马，然后分为两个榜单依次排名，分别录取两个榜单中名列前茅者进入讲武堂。
大体的录取比例是，策问优者占录取学员的三分之二，弓马优者占录取学员的三分之一。
为了保证两京十三省录取学员的平衡，李云天特意给两京十三省都规定了一定的录取名额，适当进行微调。
除此之外，李云天还特别对参加初试的学员年龄做出了限制，要求应试者是十六周岁以上，二十五周岁以下，以优化考生的资源。
对于那些录取的学员，他们最后一级的考试也就是讲武学堂的毕业试，只有通过了讲武学堂的磨砺，成绩合格者才能毕业，成为大明的武官。
由此一来，京师讲武堂的作用与国子监不同，成为了大明不折不扣的最高军事学府，培养专业的军事人才。
不过，由于京师讲武堂现在处于筹备阶段，连架子都没有搭起来，更别说符合李云天的要求用来教授学员的教官了。
因此要想实行李云天的构想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李云天要在此期间要着力培养讲武堂的教官，以及完善相应的考试体系。
故而，面对京师讲武堂的第一批学员，李云天唯有采取特殊的举措，除了朝中的勋贵子弟外，其余的学员皆从交通和信息最为便利的北直隶和南直隶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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