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道：“榷铁不可？”
答非所问，郑朗仍然回答道：“是不可，除非对百姓横征暴敛，若那样，我最少有十种方法使国家财政增涨，立即将亏空弥补，但能不能做。若不能强行横征暴敛，无论是榷茶，榷矾，以及铁醋墨纸木材等，皆因获利少，榷一样，必须增加许多官员小吏，以及杂费，不苛民未必会为国家盈利，反而亏空，又给百姓带来不便。”
得利的只有一个群体，榷一场权贵们就增加了一样大型收益。至于百姓，更苦逼了。
“行知，除了改制与裁兵之外，还有何增源与节流之策？”
“暂时还没有想到。”
“若行知想到，我必配合，国家危急之时，存亡在此一瞬之间。”文彦博正色说道。
“好。”
酒菜上来，食不语，总之，这次会面，文彦博为了自保，伸出一些橄榄枝，可诚意远远不足。郑朗也释放了一些善意，然而心中芥蒂，并没有托底说出来。远没有皇祐合作时那种的亲密无间。
对此，郑朗并没有太失望。
彼一时，终非是彼一时。彼时文彦博心路与此时心路终是不一样的。这个心路就造成了他的行事风格。
越来越多的官员召回京城。
郑朗曾记得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绘画绣花，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非完全认可，推翻了后又怎么办呢，老的权贵下去，不久新的权贵又产生，还是陷入一个死循环。并且郑朗在仔细回想，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直在这个怪圈子里，纵然一时间好转一些，但仅是一时之间，长久下去，依然在这个怪圈子里挣扎沉沦。
郑朗也不想扶持那一个阶级。
从这句话他只看到两个意思，一个是改革的残酷性，皇祐之治只能说是改良，而非是改革，真正改革很残酷的。
其次非是一人斗天下，乃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几个月很乱。
总体思路仅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赵顼与高滔滔，加上王安石与司马光，还有妻子崔娴，就这几个。一下子下放两千五百名京官，京官职位严重压缩，甚至郑朗率领着一千五百名京官，就将现在这种繁忙的吏政领手起来，产生紧迫感。让这两千五百名京官与地方官员斗。
利用契股的诱惑，政策的制裁，慈善会的德化，诱惑一批顶级权贵倒戈，让他们率领中小产阶级与顽固不化的那群顶尖权贵斗争。
下面真的很乱。
但不这样，这次改制就不会成功，不仅是改制，将免役法、商税、保甲法等等重新借机改良。
三月快结束，郑朗这才进谏一件事。
恢复祖宗家法的官员铨选制度。
赵匡胤认真分析唐朝败坏的原因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李林甫起才败坏的。若没有李林甫就没有后面一系的故事。这个论据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开元末年到天宝初年，乃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若再有二张姚宋那样的名相，进一步的调济，不放任胡人领几道节度使，掌握所有军政财大权，即便杨贵妃进入内宫得宠，唐朝也未必会崩溃。
于是对宰相分权。
用三司分掉宰相的财权，枢密院与三衙分掉宰相的兵权。
赵匡义仍然觉得不够，先后建立京朝官差遣院（后并审官院），京朝官磨勘院（不久后改称审官院），幕职州县官磨勘院（后称考课院）。审官院负责少卿、监以下考课、磨勘、注授差遣事务，分拟内外任使，设知审官院二人，以侍御名知杂事以上充任，下有若干小吏文书。考课院掌磨勘幕职州县官功过，引对黜陟，由吏部流内铨职掌，但与使部流内铨是分开的两个体制。这两院乃是主管京官与各州县文臣的。
还有一个三班院。
三班院勾当院官无常员，文官自两制以上，武臣自诸司使以上充当。属官有主薄，还有十一名吏人，公别为勾押、勾押官一人，前行二人，后行七人。有三个职责，负责统计使臣名籍，考校磨勘使臣，均使臣任使。再说白一点，就是与枢密院一道选授宋朝武臣，分卸枢密院的任武臣权利。
宰相也有选授官权利，就是那个吏部流内铨，增此三院起因乃是田锡，上奏批评道，今有司指挥，多以札子取圣旨（将宰相的批注当成圣旨），官员拟注，必须引见敕裁。”
意思是说宰相选授官随随便便一道札子就通过了。这是不对的，应当与吏部内流铨详定后，再交给皇帝批阅，然后交给两制审议后写成正式的敕书，才能防止相权扩张。
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全国有多少官员，即便赵匡义时，一年铨选黜陟的官员也有近千人，难道赵匡义一一去看？雍正也办不到。这才出现文武三院，对两府选官权进行掣肘。严重时官员考核，宰相都不敢自作主张。
后来砖家耻笑说宋朝这样做是为了集中皇权，只能让皇帝亲信有选官权，用此来架空宰相。
这是不对的说法。
架空相权是对的，但三院大臣是皇帝亲信，难道宰相不是皇帝亲信，用一个仇人做宰相？架空的何止是宰相，各级官员都进行了严密的架空掣肘，包括皇帝本人，还有一个封还词头。皇帝的旨书两制不同意，都不能称为圣旨，何来的集中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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