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京城，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啊京城啊京城，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火车行驶在黄色的土地上，方向京城。
尽管车厢嘈杂混乱，到处都挤满了人。尽管车厢的地板斑驳肮脏，满是煤烟味儿。尽管车厢的喇叭里反反复复播唱的，除了《红灯记》选段，就是这首《京城颂歌》，可受归家意念的驱使，此时坐在车厢内的洪衍文仍然倍感快乐与美好。
他沉浸在一种难以对人说明的好心情里，眼睛看的是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的玻璃窗户，或站或坐拥挤一团的旅客，大包小包天下地下的行李被卧，可心里想的却是别的。这要用现在的话来描述，那就是爷看的不是别的，爷看的是心情。
八年前，初次离开京城的时候，他就是坐这样的火车走的，八年之中，他每次回家探亲也是坐这样火车来去往返。
而这一次，尽管“坐火车”的本质没变，但其意义和他的心情却已然是天壤之别。因为这次再回京城，他就不用再走了。这就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如同宿命式的回归必然。
自从彻底走出了家门，他真正知道了什么叫“离别”，懂得了什么叫“亲情”。所以过去每年十二天的探亲假，他回乡的时间永远选在过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慰藉他自己心底的那份离愁。
在家的那些日子里，因其短暂便显得弥足珍贵。他很清楚，这种回归转眼就面临着离别，于是每次过年他都是一日日数着过的，也会十分小心地避讳着“走”、“火车站”这样的词汇，以免引起父母的悲伤。
只是让他不免难过的是，往往这种时候，家人的脸虽然都故意装作很平静，甚至有时还会泛出微微的笑，可内里却永远掩饰不住那种苦涩和忧虑。
没办法，生活让他所有家人都学会了表演，学会了掩饰。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为了彼此加倍努力表现着满足、幸福，哪怕这幸福是一瞬即逝的。
正因为如此，八年来他甚至不敢怎么给家里写信。其实他很想家，恨不得事无巨细，把自己所有的情况都告诉家里。
可他自打知道母亲收到他的信后，为他的艰苦彻夜落泪，对他心里装满了里装满了悲哀和惦念后，他就没法再写了。因为信写得越长、越频繁，就会让妈妈越难过。
好在现在这种情况终于结束了，他的关系已经成功地转回了京郊。今后，他就再不用面对每次离别前，家人刻意压制的沉重心情，也完全不会再让母亲为他牵肠挂肚了……
过了大同还没一个小时，车又停了，是临时停车。沿途中，这样的大战小站无数。
洪衍文向窗外望，站台上哪儿哪儿都是人，出口处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阳高”两个字。他仍然没出雁北地区，可能确定的是，离家越来越近了。
他的对面换成了一对小夫妻，听到女人的京城口音，本来他以为他们同样都是下乡的知青，还想攀谈一二。可没想到男人一张口却是本地话，女人则脸一红，立刻低下了头。
他立刻明白了什么，不敢再问了，可心里却没来由的一阵恼火。究竟是恨自己多事，还是恨别的什么，他也说不清。
现在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就连他们知青点，也有个女生嫁给了当地农民。这都是那句“扎根一辈子”闹的。可谁又能想到，命运偏偏和他们这一代人开了个大玩笑，现在的实际情况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列车又开动了，洪衍文望着窗外一棵棵飞驰的树木，不禁叹了一口气，也不觉回想起自己这八年来的过往。
1969年8月，他还很年轻，少年不知愁滋味，对未来充满了浪漫的幻想。
所以，他是主动响应号召去下乡插队的。不但自己拿着户口本去注销了户口，还改了个革命的名字“洪向阳”。可以说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
当年的他，心里全是去“广阔天地大干一场”的向往，根本闲不住，一上列车上就开始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
那一刻，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就此开始的是他一生中长达八年的最艰辛、最无奈的岁月！
知青也是有等级的。
众所周知，去兵团是要政审、要体检，而且是限制名额的。兵团是管吃喝管穿戴的，是按时发饷，享受在册职工待遇的。
而像他这样的人数最广的“插队”知青没有工资，只有最初国家配给的一年口粮，一年后就和当地农民一样，生活来源只靠挣工分。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待业形式。
更何况，他被分配去的还是兔子不拉屎的雁北山区。在那个叫“疙瘩岭”的地方，不仅缺少耕地，只产小米和山药蛋，甚至还长期缺水。
其实连他在内，当时“疙瘩岭”一共只分配来六名知青，三男三女，分别来自京城的五所学校。
但是“疙瘩岭”的大队书记何三魁为了拒收他们，竟然特地跑到县里知青安置办公室，向主任再三告饶，说“疙瘩岭”年年闹饥荒哩，人均口粮才二百斤壳粮，根本养不活这些京城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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