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命令百姓一年只交纳一半的田租，只收取三十分之一税。此后，上郡以西的地方发生旱灾，朝廷又重新整改了卖爵法令，通过减少价格来招揽百姓；对于服刑和服劳役的囚徒，可以向官府交纳米粟以免除罪罚。朝廷开始建造苑囿养马以扩大备用，宫室各馆的车马也加以修理和增建。但因为朝廷多次命令有关官员以农业为本业，百姓才渐渐安于农业。
到汉武帝初年的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大的事变，也没有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家庭实现自给自足，长安和各封邑的粮仓都装满了，官府仓库有很多剩余的财物。长安仓库中的钱币积累了上百万，穿钱的绳索腐朽后钱币无法计数。长安存储谷物仓库中的米粟逐年增积，满仓后就堆积到仓外，很多腐败后不能再食用。百姓街头巷口都有马匹，田间小道上马匹成群，骑乘母牛的人会被排斥参加聚会。看守里门的人也每天吃大鱼大肉，当官的子孙满堂仍然在官位，索性把自己所任的官位作为姓氏。人人自爱看重犯法，尊崇品行道义摒弃恶行。法网疏阔而百姓富足，依仗富有骄奢淫逸，有的开始兼并土地，豪强们凭借势力横行于乡里。皇室宗亲和有封邑的诸侯，以及公卿大夫以下都争相奢侈，房子车骑服饰犯上没有限度。事物由极盛转为衰败，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变化规律。
在这之后，汉武帝致力于对外攘除四夷，对内兴建功利，徭役兵役的费用同时增加，百姓舍弃农业根本，其形势越来越严峻。董仲舒就劝说汉武帝：
“《春秋》没有记载其他谷物，但对于麦稻没成熟时就进行记载，因此可见圣人在五谷中最重视小麦和稻子。现在关中的风俗不太喜欢种植小麦，一年年失掉《春秋》中重视的做法，实际上损害了百姓的生活依靠。希望陛下诏令给大司农，让关中的百姓增加冬小麦种植，让他们不要耽误了季节。”
董仲舒又对汉武帝说：“古代对农民征税不过十分之一，所以百姓容易提供；役使百姓不会连续超过三天，所以百姓的力量很足够。这样一来，百姓的财富对内足以养老尽孝，对外足以供奉朝廷交纳赋税，对下足以蓄养爱护妻子子女，所以百姓高兴地服从主上。到了秦朝则不是这样。因为使用商鞅之法，改变了帝王制度，废除井田，土地允许买卖，富有者的田地接连阡陌，贫困者没有立锥之地。有些人还独占川泽之利，经管山林之饶，荒淫超越礼制，竞相争比奢靡；城邑之主追求君主那样尊贵，里正想要公侯那样富裕，小小百姓怎能不贫困？另外还要连月轮番去服兵役，完成后又要到京城服役一年，驻守边境一年，所服的劳役是古代的三十倍；田租人口赋税和盐铁利润，则是古代的二十倍。有人被迫耕种豪强的田地，要交纳一半以上的田租。所以贫民常年穿着牛马样的破烂衣服，吃着猪狗不如的食物。”
“再加上官吏贪婪暴虐，随便加重刑戮，百姓忧愁没有依靠，只好逃亡山林，变身成为盗贼，囚此罪犯挤满了道路，案件一年数以千万。汉朝建立后，沿袭秦朝制度没有多大改变。古代的井田制虽然难以再实行，但也要尽量接近古制。要限制百姓占有名田，以便补充国家不足，堵塞住土地兼并。把盐铁之利用到百姓身上。释放奴婢，废除官员擅自杀人的权力。减轻赋税，减省徭役，以放宽百姓负担。然后就能实现善治。”
董仲舒死后，各种事务的花费更为增加，天下损耗空虚，又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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