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的时候，我让老赵给乡里打电话，派考古人员去那个地方把古墓给挖出来，免得再被破坏。夫妻俩都没说话，看来是不太情愿。
赵妻的表弟用面包车把我们送出村，一路回到濮阳，我打当地的114问濮阳市文物局的位置，被告知别说濮阳市，连郑州市和河南省都没有专门的文物局和文物厅，只有文化局。我只好给濮阳市文化局打电话，称XX村的赵姓村民在村北某处乱石堆旁挖到一处古墓，请他们快派人去保护。
文化局的人问我是谁，我称是泰国华侨，为了给那名赵姓村民治中邪症状来到濮阳，后来才发现他是因为挖到古墓而中邪。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没时间给政府打电话，我就替他办了。接电话的那名工作人员显然没听太懂，但仍然表示会马上调查。
我和老谢、阿赞洪班三人从郑州飞到广州，在广州机场里的餐厅中，我将那三万五的余款再分给老谢一万，他乐得合不上嘴。我说：“你说你跟着去这趟有什么用，还费了好几千块的机票钱。”
“哎呀，习惯了嘛，洪班施法的时候我都得跟着。”老谢笑呵呵地说。
要说老谢这人我是真看不懂，吃饭的时候他宁愿省下几十泰铢，居然可以只喝汤而不吃饭，可他大老远从孔敬来到河南，光来回路费就好几千块，够他吃上一年的饭了。为什么？后来我一想，老谢家里有个无底洞的病儿子，他极缺钱，在泰国，阿赞洪班是他唯一的紧密合作伙伴，而我又有着广泛的生意网。如果这个伙伴被我挖墙角弄走而绕开老谢，他会少赚很多钱，这对他来说是不敢想象的，所以他宁愿少赚几千块，也得全程跟着。
与老谢、阿赞洪班分开后，我从广州回到香港。刚过了两天，我就接到老赵打来的电话，上来就斥责：“田老板，你这人是咋回事？为啥叫政府的人来我家，非说我挖到古墓，想上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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