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将十一万河北乡兵当成民夫，还是不足的，还得要从陕西征来二十万以上的民夫，才能保持粮食不能耽搁。因此实际参战的就达到了八十多万人，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调动。这么多人与马，一天所消耗的粮草最少就达到两万多石，而想灭西夏，没有四五个月时间是根本办不到，前线粮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万石。
不仅是粮草，还有武器、帐蓬、车辆、牲畜、工具，兵士吃的喝的，因此前线需要四百万石粮草，后方就得供给四千万石粮食。这只是伐夏时所需的粮草，河西走廊打到现在，再加上其他数路的僵持，将兵士一起调到前线，粮草就得运到前线，伐夏后，宋朝还得要安抚百姓，以及驻军，还得要奸灭部分的反抗部族，还得要粮草。
仅是粮草一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多粮草不是产在陕西本土的，而是从两荆两江两浙两淮与河北京东，从百姓手中一担担地挑到官府，再从官府一步步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陕西。
若是商品粮罢了，但这是官粮，即便为了不扰民，给了少许补助与薪酬，但相对于这个天文数字，不但扰民，甚至都会严重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
因此王韶在前线说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万人，对于后方将会产生大量的松压。
然而郑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万，民夫二十万，用人数五十五万，但它失败了，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郑朗不想重蹈覆辙。
郑朗又说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此战只能胜不能败，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
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郑朗改制后，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实事求是，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却不知道半点风声，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与诸臣商议，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祖宗家法何在？
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
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
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各怀佥书观望。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纷纷弹劾。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得罪的人多，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惩，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开封知府钱藻罚铜，开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师、冲替，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户曹参军刘陟、士曹参军王本、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
章俞当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论，章恺勒停。御史台再接再力，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错肯定他也有错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晓，况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亲朋更多，如果这些人犯了错，全部让他承担，也不大公平。
最终还是将他外放。
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为非作歹，影响会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这时候，章惇外放，无疑是一个损失。
面对言臣指责，郑朗淡淡说道：“诸位，征夏准备过程中，是陛下领手的，诸位相公皆知道，也参与了谋划，因为害怕契丹人参与其中，因此没有对诸位公布。之所以问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为他们身在前线，对西夏熟悉，对军事善长。各位，不要再纠缠了。”
这是委婉的说法，话外之意就是问了你们，你们懂不懂？
没有给他们机会再罗嗦，郑朗又说道：“临行前我送两个字给诸位。”
说着举出第一个字：平！
“将军百战平天下，天下平定杀将军。”郑朗道。
一句话让大家瞠目结舌，敢情是这个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确，由是壮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灭亡。唐室衰微，武将把持着财政军权，由是灭亡，五代更替，十国动荡，民不聊生。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来。但想要国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杀功臣，光武不杀功臣，国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迟敬德横行霸道，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为唐朝良臣。祖宗立国更是在制度崩坏之时，也没有杀功臣或者诬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将，可以挑明了给虚位，给富贵，若是诬蔑来打击有功将领，将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饱受诬蔑，何来英年早逝？即便成功灭夏，还有更强大的契丹，外敌未除，过份打压有功的将领，我朝必成武则天之祸（指武则天杀死王方翼、黑齿常之、程务挺等勇将，武周一朝外战多大败的历史）。平非是平天下，还有公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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