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听得不耐烦，若在这里都通不过，一旦消息外出，诏令必不得成功颁发，于是说道：“我只想说一件事，诸多弊端当中，多人说到冗官，当真官员数量冗杂？我朝设官，仅从县级开始，有的小县只有一个知县，连主簿都不设。而秦汉却设到亭长。那岂不是更冗乎？非是数量之冗，乃是养官成本，与唐朝相比，几乎是唐朝的十几倍。只要这个成本下降，何来冗官之说？为何无人言之？”
秦汉虽设亭长之职，性质不同的，往往仅是一个免税罢了，多不领薪酬，国家负担很小。甚至在国用最紧张的时刻，连官员都没有俸禄，例如北魏名臣高允，其他官员或者贪墨，或者因为其家境好，官当得有滋有润，高允家境不好，又不贪污，于是一家人生活只能靠赏赐度日，几乎衣不蔽体，饥寒交迫。
这种情况下，官员家境稍差一点的，想不贪都难。于是到了唐朝，给了一些度日的薪酬，贪污仍不能杜绝。赵匡胤兄弟索性进一步的高薪养廉，导致养一名官员成本到了后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步。
不能说不好，除了一些低层官员贪污外，大多数官员还算是好的。顶多变相的增加收入，例经营，例请客收礼，前者是弊端多多的官员行商，后者是一种变相贪污，但不是直接伸手勒索讨要。官场风气至少在北宋中前期还算是不错的。
主要坏就坏在小吏身上。
非那些苦哈哈的衙前与差役，而是一些有权利的吏差，五大专营或败坏或收入锐减，还有大量坑矿坊场收入的减少，这些小吏在中间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裁吏差不难，难的就是裁这些小吏名额。
还有就是士大夫羞与谈利，对这方面不管不问，或者一些官员能力小，直接被各州县小吏将权利驾空，成为一个空壳官员。这也进一步让这些小吏变得嚣张无比。
高薪养廉不错，但高得太过份，弊已经远大于利。
仅此一句，一百多名官员一个个沉默不敢作声。能坐在这里的，年薪加上各种补助最少是三四千缗以上，几乎与后世的美国总统相当。其中最高者，乃是曾公亮，是郑朗收入的两倍，几乎达到后世美国总统收入的十倍！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宋代，简直难以让人想像！
郑朗没有明说，已经照顾了你们的感受，不然这个官员收入也得裁，就是裁去一半，宋朝一年也能节约一千多万缗了。若连官员数量再裁下去，两千万缗都有可能。国家一年若增加两千万缗钱收入，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一句话，使整个都堂冷场。
“真的很累，有时候常想停一停，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思，好好休息一段时光，”郑朗又说了一句。又让诸人全部默然，同意好，或是反对好，但没有一个人否认郑朗为了这个国家，耗尽心血。
两句，没有异议了，或者说有异议，不好意思说出来。
诏书颁发，郑朗再次兼职，兼同三司使职位，第一次改革自中书发起，第二次改革自西府发起，第三次改革自三司发起。三司有吕惠卿与章惇两个能臣，也许不算是好人，但能力是有的，可吴充弱了，郑朗不得不兼顾。
第一个是对所有拍卖的坊场河渡矿坑进行实价审核，虽实施了拍卖制度，还是有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必须进行一次估算，拍卖最终价格到达三司后，所出价格必须要达到最低价格。自去年章惇调到三司后，郑朗就让他暗中派人主持清查，连吴充都不知道。直到此时，才暴露出郑朗的用心。
还有一条仁政，暗中设了上浮，有一个最高估价，也就是一年这个坊场估计在不贪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能赚多少钱。超过了这一数字三分之二，立即降回。比如一个坊场一年估计能赚一千缗钱，超过六百七十缗者，达到一千缗两千缗，重新对这个坊场进行核算，确实还是只能获得一千缗钱者，以六百七十缗计算，而不是收其一千缗两千缗。后者估计极少极少，但会有。一条比较仁政的措施。
其实整个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着种种仁政措施。为了国家，更是为了广大生活在中下层的百姓。这与王安石变法性质不同的，王安石能敛出一亿六千万到一亿八千万之数，若再加上郑朗带来的变革，多达五千多万，那将是一个后人永远目瞪口呆的财政收入。但郑朗不会去做的。
第二是作坊税务，作坊也征税的，名堂繁多，有的计入房屋税，有的计入两税，有的计入和买，很不规范。此次也让它们一一规范起来，再与行税的新商税结合，就能使商税进一步完善，甚至制订法令，不得任何作坊规避税务。比如士大夫可以享受免去两税的权，这是祖宗法制，也是列朝列代的法制，不可更改。但没有说让士大夫行商也要规避税务。因此名文规订无论任何人行商，必须交纳作坊税务，以及贩卖过程中的商税。
这个不用急，可以往后面放。
第三条改革开始。
响应的人不少，率先响应的家族出忽大家的预料，乃是三大外戚世家。
曹高向三家几乎同时让子弟们撰写文章，说国家到了生死存亡时刻，不改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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